告别越南的中国工厂主,在印尼建起“小东莞”

报道 3周前 (02-07)
告别越南的中国工厂主,在印尼建起“小东莞”

2020年的一篇报道中,这样描绘发生巨变的越南北江:这座农业城市,曾经牛羊满地,以出产稻米、荔枝和“走地鸡”而闻名,如今丰田SUV、奔驰飞驰在六车道的宽阔马路上,数十座工业园区林立,打桩机、吊车随处可见,空气中都是烟尘的味道。

一位64岁的当地居民在接受采访时感叹:“因为有这些工厂,现在的生活像在天堂。”

北江省曾是越南最贫穷的地区之一,2010年时,北江的人均年收入为650美元,约为当时越南全国人均年收入的一半,去南部打工,是当地人谋生的出路。而2020年,北江省人均年收入达3000美元。

这一切都受惠于全球劳动密集性产业的重新调整。除了北江,越南北部的其他省份,如海防市,也吃到了这波红利。

历史上曾经有过四次供应链转移,第四次发生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,作为最大受益者,中国成为“世界工厂”。而目前,正处于第五次供应链转移的历史阶段,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从中国向东南亚国家迁移,越南等国家成为受益者。尤其是中美贸易摩擦之后,越南将代替中国“世界工厂”地位的言论甚嚣尘上。

就像在中国发生的一幕,在短时间,随着劳动力成本与土地成本优势的逐渐丧失,越来越多工厂正告别越南,供应链转移的新选项正在浮出水面。

印度尼西亚(下简称“印尼”)是答案之一。

曾经发生在越南北江的画面如今正在印尼中爪哇地区上演:公路上货车来来往往,崭新的工厂拔地而起,居民楼却依然破旧低矮,现代工厂与传统社区交相辉映,映照着这些小镇在全球化浪潮中的位置。或许很快,这些名不见经传的中爪哇小镇就会像越南北江、东莞厚街一样,在全球产业链发展史上拥有自己的名字。

中爪哇的吸引力

建哥2018年来到马永镇时,镇上只有二三十个中国人,而现在,中国人群体已达几百人。

大部分人应该对马永镇这个名字感到陌生——这是印尼中爪哇的一个县级市镇,距离首都雅加达约400多公里,发展程度类似于上世纪90年代的中国县城。

可这座连Google都难以搜索出的小镇,却正在吸引着中国老板前去建厂。

除了马永镇,中爪哇吸引中国老板建厂的还有三宝垄和哲帕拉。三宝垄背靠爪哇海,是印尼仅次于泗水、雅加达的第三大港口,是中爪哇地区的核心首府,如今已成为印尼新兴的工业中心,不少工厂都落在三宝垄。马永镇位于三宝垄东部、哲帕拉位于三宝垄东北部,属于县级市,比三宝垄的行政级别低,在三宝垄渐趋饱和时,一些厂子开始往马永镇和哲帕拉外溢,追逐着这两个县级市镇更低的人工与土地。

“开厂潮”是在疫情之后越来越明显的。

建哥告诉智象出海:“2022年疫情开放后,来中爪哇考察建厂的中国老板络绎不绝。”

Jack是一家物流公司在印尼三宝垄的负责人,这家物流公司在印尼雅加达、三宝垄、泗水等城市都设有办公室,拥有80名员工,深耕印尼多年,不少客户都是在海外设厂的中国企业。他告诉智象出海,从2022年开始,从缅甸、柬埔寨、越南和中国转移过来的厂子越来越多,大多是鞋服、箱包等劳动密集型的工厂。

Jack是2019年来的印尼,2021年来到三宝垄。对于中爪哇,Jack已经非常熟悉。中爪哇地区是印尼人口相对密集、人均工资较低的区域,整个中爪哇人口超3000万,其中三宝垄人口约170万,哲帕拉人口数为120多万,马永镇人口数约为80万,月工资基本在1000多元人民币左右。中爪哇的地价也很低,最便宜的时候,每平方米大概七八百元人民币,但最近,由于前来建厂的越来越多,土地价格在上涨。

不仅是中国工厂选择落地中爪哇,还有不少台资企业、日韩企业也在向中爪哇流动。这种流动又分为两条线路:一条是从其他东南亚国家如缅甸、柬埔寨、越南等流动过来,还有一条迁移路线发生在印尼国内:从雅加达、万隆和泗水这几个老牌的工业聚集区向中爪哇流动。

像Jack提到的,低廉的地价与劳动力是吸引这波企业落地建厂的主要原因。

对比来看,越南的厂房租金近两年几乎翻倍,人均工资也在不断上涨,2023年,越南的人均月工资已经上涨至2056元人民币,熟练工的平均工资达2800元人民币,越南年轻一代的工资要求甚至上涨至4000-5000元人民币。预计未来三至五年,越南的工资还将翻倍。

更重要的是,越南开始出现用工荒。在《中国经济周刊》2022年的一篇报道中,一位工厂老板在越南北宁的工厂2018年时就开始招不到工人,当时为了招工,每介绍一个工人到工厂,就给介绍人500元人民币的介绍费,这种用工荒在疫情后更为严重。2023年底,越南人口破亿,劳动力人口约在5100万左右,与之相比,印尼的人口数是2.7亿,劳动力人口约为1.4亿。

而在印尼国内,雅加达、泗水的基本工资也已经上涨至2400多元人民币。

除了工资低,中爪哇的人员稳定性也更强。雅加达、泗水汇集了来自印尼各地的人员,流动性大,且经常发生游行示威,如果发生游行,每一家工厂必须要出50%的人员参与游行。而中爪哇地区,基本是当地人,少有外来人口,本地人群体较为稳定,且民风淳朴,比较善良,服从管理。

与中国相比,中爪哇地区的年轻人进厂的意愿也较高。“这边的年轻人,消费意识比较超前,拿了工资就是消费,所以他们每个月拿着1000来块钱工资,但是他们幸福指数很高。”Jack告诉智象出海。

对于劳动密集型产业来说,中爪哇的吸引力可想而知。

去中国工厂上班

不少箱包鞋服厂,都选择在中爪哇建厂。Jack告诉智象出海,仅哲帕拉就聚集了15家箱包厂。

大创园、锦林、维京、恒漩等中国泉州箱包厂都随着这波潮流涌了过来。

恒漩箱包厂的印尼负责人叶清告诉智象出海,恒漩箱包在缅甸有工厂,目前在印尼三宝垄也新成立了工厂,工厂占地6万平方米,800人规模,未来会扩充至2500人。恒漩箱包的原材料主要从中国进口,产品销往欧美,选择在东南亚国家建厂,主要是跟着客户订单走,从东南亚国家出口产品,可以免去关税。

叶清说,其实比起来,缅甸的人工比三宝垄更低,最低月工资只有600-1000元人民币,而目前印尼工厂的底薪约1100元人民币。缅甸的熟练工也比较多,在他看来,缅甸其实更具优势。但缅甸政局不稳,不利于厂子的长远发展,中爪哇成为箱包厂的另一个选择。

在中爪哇开厂,目前面临的核心问题是员工技术不成熟,达不到效率,叶清提到,他厂子里目前招到的工人,几乎都是没有进过工厂的,培训成本高。Jack也提到,印尼是穆斯林国家,工人一天要做5次礼拜,工作效率不高,“很多工厂老板的直观感受是,这边可能四五个人的效率顶一个中国人的效率。”

此外,三宝垄虽然有国际码头,离新加坡也很近,国际运输具有优势,但三宝垄只有一条高速公路,道路运输经常拥堵,由此产生的费用高。

可即便如此,仍有不少厂子将要落地在这里。

叶清告诉智象出海:“近期来考察的人比较多,实际确定落地的占60%,几乎都在中爪哇。”

Jack算了一笔账:“一家1000工人的箱包厂,每个工人省下300元的人工费,一个月就能省30万,还有土地成本,省下来的这些钱,和物流等成本打平不成问题。中爪哇的电费也只有6毛,整体对比下来,还是很有优势的。”

三宝垄90%以上的箱包厂都是Jack所在物流公司的客户,从他提供的数据看,2022年,一个月差不多能出口1000多个货柜的箱包产品,2023年高峰期差不多能出口600-800个货柜。

哪里更便宜,哪里就会有工厂

厂子快速地向中爪哇聚集,也带动了当地的园区生意。

朱元明是2008年到的三宝垄,目前在一家名叫JIPS工业园任职。他告诉智象出海,目前很多做鞋子、箱包、衣服、玩具的工厂落地印尼,其实三年前,相关的产业链已经在渐渐向印尼发展,国内很多纺织类的企业都在向外转移,2023年3月,福建纺织企业考察团就曾到中爪哇进行考察,但落地到印尼的高附加值企业如汽配、新能源企业相对较少。

JIPS工业园2020年开始招商,目前已经有十几家中企在园区落地,除了一家印度服装厂,其他全是中资企业。

“最近对接的几家工厂有做皮料皮具的,也有做箱包配件、电子产品、化妆品的,都是近三个月进来的。”朱元明告诉智象出海。

工厂进驻园区,大多是直接购买土地,最小的购买2万平方米,最大的购买60万平方米。在印尼,买地还可以享受优惠政策。

“政府的工业园区你只有使用权,没有买卖权,期限只有80年,我们属于私人工业园区,从我们手上购买土地,使用权是永久的。”朱元明告诉智象出海。

JIPS工业园的老板是一位印尼华人,2016年左右,他看准了供应链转移的趋势,开始从农民手中购买土地,2018年开始发展私人工业园。也算是供应链转移的末端受益者之一。

朱元明最近的微信朋友圈,每天都在发布着土地成交、园区修建的视频,他告诉智象出海,未来2-3年,JIPS园区将能容纳至少5万名员工。

对于中爪哇当地人而言,能够进入中国工厂干活,是一个不错的工作去向。

“中国工厂的条件算不错的,比如有的工厂连风扇都不装,中国工厂会装上风扇,一些大的纺织厂,还会给印尼员工包中饭,本地人进厂的意愿很高。”朱元明说。

三宝垄正在成为新的“越南北江”。

朱元明见证着三宝垄这十几年的发展。2010年时,三宝垄建了第一条高速公路,2016年之后,市区不断发展,工厂陆续建了起来,但楼房还是很少,基建没有跟上来。这是一种很神奇的错位,就好像这座城市发展得太快,以至于它自己都跟不上自己的步伐。

三宝垄与越南北江的魅力是一样的,陷阱也是一样的:低廉的土地,与便宜的人工。在中爪哇,新的流动已经开始:工厂正在由三宝垄向更便宜的周边扩散,工资能够再低200元人民币的马永镇与哲帕拉开始拥有姓名。

朱元明说,哪里更便宜,哪里就会有工厂。甚至有一位中国老板,将工厂建在了离马永镇几十公里外的郊区,那里连园区都没有,就那样一座工厂,孤零零地立在那里,而几年前,那偏僻的地方还会发生抢劫。一切只因为那里有着更便宜的土地与工人。

可“便宜”始终会成为过去。几年前中国工厂老板涌向越南时,预测的“黄金窗口期”是5年,但现在,越南已经开始贵了。

印尼也会贵起来。Jack告诉智象出海,印尼的劳工法对工人的保护非常到位,工资每年都在涨,2022年涨了20%,2023年涨了25%,今年计划涨15%,前段时间劳工工会又提出了罢工计划,希望2024年涨到25%。

对于工厂老板而言,印尼也存在“窗口期”。

“这里也只能待十年,人工成本涨起来,我们又得再挪地方。”印尼一位中资工厂的老板说。

按采访对象要求,建哥、叶清为化名